这是我第一次记录下我眼中的家庭。其实早就有写点什么的念头，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切入点。直到今年春节回家参加家庭聚餐时，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变迁感，于是就有了这篇文字。
2026年，马年春节，我回家过年。按照往年的惯例，年夜饭会去姑姑家附近的酒楼聚餐。有意思的是，那家酒楼的厨艺水平并不能获得全家人的认可，但每年图方便还是会选择它。今年不知怎的，大家似乎有些不上心，姑爹直到除夕前一周才打电话预定，自然没能约上。最后只好再次在姑姑家聚餐，由姑爹掌勺——他的厨艺是家里公认的好。
印象中，从我上大学起，聚餐地点就改在了姑姑家。在那之前，一直都是在奶奶家。
一
从我记事起，家里亲戚就不多。那时对亲戚多或少没什么概念，是上了大学以后，听同学们说起他们“枝繁叶茂”的家族关系，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关系原来如此简单。
在我小时候，有稳定周期的家庭聚餐固定成员只有八个人：爷爷和奶奶老两口，我和我的父母，还有表弟他们一家——他的母亲，也就是我的姑姑。说来惭愧，原本我的家庭成员不应只有八位。我的爷爷是家里的老七，但除了五爷爷以外，其他兄弟都早已断了联系。我的母亲也有兄弟姐妹，同样因为各种原因失联了。惭愧的是，这些故事我都是在爷爷和母亲去世以后，才慢慢了解到的。
那时候聚餐的每顿饭，都是由我奶奶和姑爹一起掌勺，我母亲和姑姑打下手。后来奶奶年纪大了，身子骨不如从前，她主动说张罗不了一整顿饭了，就改由姑爹做主厨。这个阵容很固定，哪怕是出去郊游、下馆子都不会变。
后来爷爷走了，聚餐依然在奶奶家进行，至少一个月会聚一次，也没那么强的仪式感。聚在一起没什么固定流程和议题，对长辈来说，这大概是一种约定俗成的、用来联络家庭感情的方式吧。而对我和表弟来说，则是一次玩伴相聚的时刻。每次聚会前，不做饭的父母们喜欢踩着饭点来；我和表弟则会午饭前就约好，一起打掌机游戏，一起出门溜达，纯徒步走到很远的地方，再走回来，路上什么都聊。成年以后，我们则会先相约去网吧打LOL，再去徒步溜达。
在我上大学以前，我能感受到聚餐时，我和表弟是唯一的主角。聊天时，三两句话就会落到我们身上。因为我和表弟是家里唯一的孙辈，说得矫情一点，是家庭未来的希望。而且在长辈们眼中，我们又是两个男孩，总觉得关注点都是相通的。他们时而会问起我们和班上女孩子的关系，扯几句八卦，甚至小学时关系好的女生，到了高三都会被翻出来调侃；时而又会对我们进行学识上的“拷打”。在我的记忆里一直很有“登”味的姑爹，饭桌上最爱卖弄自己的学识，他最兴奋的时刻就是我和表弟答不上来的时候（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当过语文老师，但我记忆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汽车销售）。还有就是饭桌上的鸡鸭鱼肉，两只鸡腿、两只鸭腿和两颗鱼眼睛，永远都是我和表弟的。
从那时起，家庭聚会似乎永远都是聚餐，很少一起出去玩，甚至没有一起在家看电视的经历。每年除夕吃完年夜饭就各自回家，基本在八点春晚开始前都能到家，从未一起看过一次春晚。我们只会在年初一的晚饭时，互相吐槽对春晚的整体评价，这几年尤其如此。除了聚餐，我印象深刻的经历是一起去昆明附近的白沙河水库，那里被开发成了类似农家乐的休闲场所。我和表弟玩了叫“麦吉克”的娱乐场（其实就是现场蹦床公园），父亲们钓鱼，母亲们唠嗑或打麻将。突然想起还有一次全家出去度周末，记忆里是在一个蒙古包似的室外包间吃烤全羊（还是聚餐）。印象深刻的不是烤全羊多好吃，而是表弟那次不知为何很兴奋，在包间里跑动时不小心撞到了端着一锅热汤进来的服务员。汤洒了出来，我们都很幸运没被泼到，但那次把表弟吓得不轻，甚至留下了阴影。
二
家庭聚餐的转折点，发生在我上大学以后。
我成了家里唯一离开昆明发展的成员，到今年已有13个年头。不过家庭聚餐我一直耳闻，每个月照常进行。这或许出于父亲和姑姑对奶奶的感情联络，也或许是长期养成的习惯。如今一旦发生变动，似乎总不是什么好兆头。
其实从我高中起，就看出父母关系没那么好了。所以后来大学时，听说母亲很少参加家庭聚餐，我并不意外。只是我想，那时聚餐，父亲、奶奶和姑姑一家大概会背着母亲说些什么。无论如何，家庭聚餐的“格局”发生了变化。因为我长期不在，只有寒暑假或春节、国庆长假才回去，餐桌上的重心看似没变——还是我和表弟，但实则流于形式。我没怎么听过他们聊我和表弟的工作规划，反而是邻居间的家长里短变多了，生硬地穿插在饭桌聊天里。更何况，即便我回昆明，母亲也不是很喜欢参加聚餐。
直到后来，我在长沙创业结束，背上了累累负债。母亲一方面长期担忧我一个人在外生活，另一方面似乎也过腻了在昆明的日子，听说我经济状况不好，便毅然决定来长沙照顾我。我不知道她当时怎么和父亲交涉的，我得知时已是接到通知的状态——母亲已经买好了机票。那时，她的身体已经开始不好了。
没想到，母亲来长沙后，就正式退出了家庭聚餐。这也意味着，从那一年的春节开始，父亲便长期独自参加家庭聚餐了。
先是2019年春节，母亲明确表示不愿回昆明过年，态度坚决，我劝不动，父亲也拿她没办法。我只好说我也不回去了，留在长沙陪你过年。但母亲同样坚决地让我回去。
最后，我还是很为难地回去了。
从那一顿饭开始，奶奶和姑姑就一直嘱咐我，劝母亲回昆明，和父亲好好过日子。我现在回想，父亲似乎没亲口跟我提过这个想法，但我心里知道，他应该也是这么希望的。后来我也渐渐发现，父亲和我一样，脑子里想法很多，却很少说出口。
后来在长沙，我和母亲同住一个屋檐下，她很少提起父亲。他们之间仅有的联络，就是母亲让父亲从家里帮忙寄些她的东西过来。当初母亲只身过来时，只背了一个包，拖着一个红色的32寸行李箱。
第二年，2020年，我也被母亲劝回昆明过年。但那年疫情开始了，我在机场候机厅准备登机时，厅内的电视正在播放钟南山院士对新冠疫情的解读，那场景很像电影里“灾难”发生前的时刻。那时谁都没想到，那将是一个漫长时期的开端。本来那年回去，我和父亲还打算自驾去边境游玩，这个念头在年夜饭时就打消了。眼见武汉情况日趋严峻，我也改了行程，提前返回了长沙。后来从21年到23年，父亲都以“嫌麻烦”为由，主动提出让我留在长沙过年。这个“麻烦”，既指隔离和传播的风险，大概也包含了父亲想让我陪母亲过年的心底愿望吧。
不过2021年有个插曲。那时我眼看负债遥遥无期，实在无力承担，先找母亲商量。母亲表示没那么多钱，让我去找父亲。我鼓起勇气给父亲打了电话，原以为会挨一顿痛骂，没想到他十分冷静，很快就开始想办法，并安慰我说，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后来，他联系母亲商量，决定把家里的房子做抵押贷款，先还清我的负债，然后全家一起还贷。母亲同意了，但需要先办过户手续——房主还是早已过世的外婆，得先过户给母亲，这需要她本人到场。那年1月，是母亲阔别多年后第一次返昆。她那时身子瘦弱，但精神尚可，回去待了整整一个月。可过户手续办完后，抵押贷款却没办下来。最后，父亲用他那个年纪能贷到的最后一笔信用贷款，凑足了还清我所有负债的金额。于是，母亲带着这笔钱回了长沙。父亲当时怎么也想不到，那个月是他和母亲完整相处的倒数第二个月。
后来疫情结束了，2024年春节，我和昆明的家人心照不宣，自然而然地默认在长沙过年。
那几年的除夕，大约五点半，我会给父亲打一个视频电话。那时他已经在姑姑家，会借着镜头让我和奶奶、姑姑、姑爹还有表弟打招呼。我也会把手机拿到还在厨房忙碌的母亲身旁，让父亲看看她，但母亲只是客客气气地回应几句，说自己在忙，就不愿多说了。我记得2023年，视频电话接通那一刻，看到父亲的样子，我眼前一阵恍惚。因为平日里我基本不和父亲打视频电话，多是电话沟通。那次视频里的父亲，不知为何苍老了很多，脸上沟壑愈发明显，面容也垮了不少，那一刻，和父亲的疏离感达到了顶峰。
2024年除夕的视频电话和往年有些不同，因为镜头里多了一名成员——我的表弟媳。
家庭聚餐的格局，又有了一些变化。
2024年春晚，长沙是分会场。大年初三还是初四，我带着母亲去分会场附近逛了逛，可惜周边几公里都被围挡遮住了，进去要预约，我们没约上，只好沿着旁边望不到头的围挡，一直沿着江边走。那天没有灿烂的阳光，但天光很亮，温度适宜，走起来很惬意。母亲走路一向很慢，但那天她心情似乎也不错，一口气走出四五公里，还愿意和我一起从围挡的破洞钻过去，眺望一下辽阔的湘江水面。我和母亲一样，都喜欢看壮阔的大景，那一刻脑子里什么也不用想。
我原以为接下来的几年，都会像这样过下去。因为不管是我和母亲，还是父亲和在昆明的家人们，好像都习惯了这样的日子。
很快来到四月中旬，母亲终于下了决定，她愿意回昆明。我当时想，会不会是我长期劝说有了作用，因为我也希望她能回去养病，无论是医保，还是有父亲及家人照顾，回去终究更方便。我确认了母亲的决定后，就和父亲说，母亲回去有个条件：因为腿脚不好爬不了太高的楼梯（我在昆明的家需要上五楼），所以要在附近单独租一个电梯房。
父亲的第一反应是不接受，说可以天天背她上下楼。但我父亲一直都是这样，表面说着拒绝，实际行动却会做到。从未租过房的他开始忙碌起来，找了家楼下的中介，没几天就在家附近找到了一个公寓房。母亲看了以后觉得满意，就简单收拾了一些必要的行李。趁着五一假期，我与母亲一同坐高铁回了昆明。
回到昆明的那几天，我和父亲一起帮母亲置办新住处的生活用品，逛了几趟超市，还给她买了一些保健品。那几天我过得有些恍惚，既陌生又熟悉。好像很久没有一家三口同框了，如今一同自驾外出，我坐在副驾驶，母亲则更愿意坐在后座。
母亲离开昆明这么多年，其实比我还想念那几口家乡味。所以回去之后，即便胃口不好，也总想着要去吃小锅米线、饵丝之类的。那几天没有全家整整齐齐地聚餐，但奶奶很惦记多年未见的母亲，于是约在家楼下的馆子一起吃了顿饭。那家餐厅很热闹，做的是宣威菜，价格不便宜，但味道很地道。吃饭时，奶奶一直很关心母亲的身体，尤其是看到她吃两口就说吃不下的时候。
后来五一假期结束，我要回长沙上班了。那天我是下午的高铁，上午我去母亲的住所陪她，她似乎已经适应了这个新环境。临走前，我帮她跑了两趟楼下的便利店，分别买了一个装调料的容器和一个电烧水壶。母亲在厨房忙活着，我看了看手表，时间差不多了。确认自己也有母亲住所的钥匙后，我便推着行李箱准备离开。我指着茶几上的那些保健品，反复叮嘱她哪些一定要吃、怎么吃。还跟她说，过几天周末等父亲休息了，我会让他带她出去兜兜风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我心里希望母亲的心情能好一点。
说完我就离开了，直奔高铁站。
那是我见母亲的最后一面。
一个月后，母亲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三
时间来到2024年10月。往年国庆没有家庭聚餐，但因为我的回去，家里会特地聚一次。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弟媳，也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父亲不再那么孤单。家庭聚餐从我小时候起，就一直由表弟家、奶奶和我家三块“势力”组成。后来因为我和母亲离开，我家的“势力”就只剩父亲一人。我不知道父亲实际的心境如何，但这样的变化放在谁身上，都会感到孤单吧。更何况姑姑常在我面前提起，她觉得父亲很孤单，我想她也会在父亲面前说同样的话。
那次见面时，弟媳已经怀孕，预产期在12月底或1月初。家庭聚餐的主角自然变成了表弟这一家。或许他们没有我这样的感受，就像天天见面的人很难察觉彼此外形的变化。席间，大家举手投足都是对弟媳的关心。我和表弟聊的话题，也渐渐没了游戏的影子，开始聊起家长里短，或者说，已经没什么共同的兴趣可聊了。
我来长沙以后，表弟这些年的变化我也不曾知晓，但他也和我一样，实实在在地一天天生活着，无论是感情还是工作，都在经历着自己的起伏。这一切，直到今年春节时，我才听他提起。
今年是2026年，母亲离开已一年半，父亲退休也将近一年了。
除夕夜，依然是家庭聚餐。
表弟的孩子已经一岁，有了小孩的模样，虽不会说话，但情绪饱满。家庭聚餐的主角，从这一年开始，就全部聚焦到了这个家庭最新、最小的成员身上。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，永远会把注意力放在充满未来希望的一代人身上。聚餐时，表弟依然坐在我左侧，父亲依然坐在我右侧，但所有的目光都会投向姑姑和弟媳中间的表侄女身上。一顿饭不过三四十分钟，弟媳和姑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给表侄女喂饭。姑爹会主动聊他是如何找到表侄女喜欢的动画片的。我和表弟聊的，也是出于我自己的好奇，比如带娃好不好带、小孩长得真快之类的。这时父亲会插一嘴进来，说我小时候很好带，顺便一家人会聊起带我和表弟小时候的一些回忆。就这样，一切话题由表侄女而起，等表侄女吃饱时，我们的酒也喝得差不多了。
初四那天，表弟约我出去玩。他好像也暂时逃离了带娃的束缚。我原以为他有计划去做什么，没想到等我坐上他的电驴后座时，他才说也没想好。我说，我们去滇池大坝吧，像小时候那样走一走，然后差不多就一起去吃个饭。
前几次我回昆明，表弟想单独约我，我都以要陪父亲为由拒绝了。
等我们到了滇池大坝，那里人山人海，海鸥还没走，我依然能看到我期待的辽阔画面。当我和表弟开始徒步时，那种熟悉的感觉瞬间就回来了。我们边走边聊，没话题时，我总会拿眼前看到的景象进行一番吐槽或表达好奇。二月的昆明，早已如春天一般暖和。我们走了一个来回，看够了海鸥，便启程去找吃的。
中国人喜欢在餐桌上聊天，我和表弟借着一点酒兴，在吃饭时聊了起来。其实主要是听他在聊，听他说起他和弟媳的故事，听他说起我上大学以后这些年他的经历。他没有过问我的经历，但我能感受到他的倾诉。这些话他好像憋了很久，好像一直想跟我说。
尤其是酒足饭饱过后，我们在商场里闲逛，他依旧在“输出”，甚至还在便利店买了一杯松子酒，边走边喝。最后绕了几圈，已无处可去，在停电动车的车场，我们两个人就站在那聊了半个小时。我依旧在倾听，但会主动问起那些我们小时候共同的玩伴现在的处境。每当这个时刻，总能听到一些令人唏嘘的故事。
当年那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邻居小孩，没想到刚出狱，当初是因为强奸罪进去的；当年那个父母再三叮嘱不要一起玩的小孩，长大后竟然为了面子，把妻子的房子抵押了去买一辆大奔，如今在街边卖手冲咖啡。
对于家庭聚餐，我早已没有小时候那种期待了。
小时候，聚餐这一天会期待和表弟见面，也会因为自己是饭桌上的焦点而感到安心。长大后，聚餐却成了一件有负担的心事，心里会升起一种莫名的恐惧。我想这大多源于疏离感，因为我成了“稀客”，我不知道家庭聚餐时会聊什么，又该如何应对。
我想，从今往后，只要家还在，家庭聚餐就会一直在。但我会把我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父亲身上。就像母亲离开后，我每周都会固定至少给父亲打一个电话。
春节假期结束，我要回长沙返工了。因为没抢到高铁票，所以选择了飞机。昆明的机场离市区很远，不过可以地铁直达，父亲执意要送我。去机场的地铁有几段会行驶到地面上，视野瞬间变得开阔，这对父亲来说也是一种新鲜体验。中途有个换乘站，父亲说他得好好记住，回去的时候就原路返回。
到了机场，父亲说去吃点东西。我之前和他说过机场的餐饮很贵，父亲说无所谓。我们到了美食区，这里集合了很多云南特色美食，逛了一圈后选定了一家。因为我们到得很早，父亲说，慢慢吃。吃饭间隙，我教了父亲更多关于豆包的功能，还有微信语音转文字的用法。
吃完饭，父亲说，你差不多要过安检了吧。我点点头说对。父亲说——父亲第一次对我说，怪舍不得的。
2016年，我大学毕业那一年。
正式工作前，我回了一趟家，不久后又启程返回长沙。父亲独自开车送我去机场。托运完行李，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我准备去过安检。父亲把我送到安检队伍的入口，叮嘱我要照顾好自己，有事就给家里打电话，不要只报喜不报忧，等到了长沙住处，记得报个平安。
我应了几声，便跟上了排队的队伍。
我回头望去，父亲还站在原地。我朝他挥了挥手，示意他可以回去了，他也向我挥了挥手。我又往前排了一段，再次回头看，父亲依然在原地。我朝他笑了笑，但我想他可能没看清。最后走进安检口前，我最后回望了一眼，父亲还在那儿站着，我早已被后面的人挡住，他只是朝我这个方向望着。
我不得不继续往前走，直到看不见父亲。
一过安检，我立刻给父亲发了条微信：已过安检。
父亲秒回：收到。